中國原始社會建筑

距今五六十萬年前的早更新世中期，中國就已出現了多處舊石器文化。在許多天然洞穴中曾發現使用火和粗制石器的遺跡， 例如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就曾發現人類遠祖居住的山洞。洞內出土了人的骨骼化石、骨器和原始裝飾品。在當時，山洞高于河面，是理想的藏身和保存火種之地，只是山洞完全處于天然狀態，也正如《易·系辭》所說的“上古穴居而野處”。

依古代文獻中“構木為巢”、“冬居營窟，夏居 巢”等記載，表明當時巢居形式亦已存在。此外，在東北地區還發現了由獸骨堆積的圍合體，據信是舊石器時期的建筑遺跡。由于這時期的資料極為匱乏，因此這里所涉及的中國原始社會建筑，仍著重于新石器時期這一范疇。

新石器時期建筑遺址的分布

中國新石器時期（公元前6000～前2000年）遺址迄今已發現一千余處，分布幾乎遍于全國。由于起迄年代、文化內涵、生產水平和自然條件的不盡相同，使得它們的發展產生若干區別。當時社會生產的主流，已由原始的漁獵和采集，逐漸轉變為較固定的農業耕作，并出現了紡織、制陶等手工業和一定的社會勞動分工。社會結構也由單純血緣組合與人數較少的原始人群，進化到關系復雜與人口較多的氏族部落。在建筑方面，已知有群居的聚落，供生產與生活用的窯址、公共房屋、住所、窖穴和畜圈，供防御的垣墻、濠溝，原始崇拜所需的祭壇、神廟和神像以及公共墓地等。

１．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遺址

屬新石器文化早期遺址的，有河南新鄭的裴李崗遺址（公元前5550～前4900年）、河北武安的磁山遺址（公元前5400～前5100年）、甘肅秦安的大地灣遺址（公元前5200～前4800年）等。它們共同的特點是，聚落面積不甚大，一般為1～2萬平方米，已經使用半地穴房屋，墓葬集中置于聚落近旁。這些文化大體散布在今日的甘肅東部、陜西西部、河南中部及河北南部一帶。

新石器中期可以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為代表，它首先發現于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該文化分布范圍很廣，西至青海、甘肅交界處，北抵長城沿線及黃河河套地區，東及河南東部，南達湖北西北。遺址已超過一千處，有代表性的除仰韶村外，還有陜西西安的半坡、臨潼的姜寨，河南鄭州的大河村、陜縣的廟底溝，山西石樓的岔溝等。所發現聚落遺址均有一定的規模和布局以及多種建筑類型。

河南鄭州大河村新石器中期多室型房屋遺址

龍山文化（公元前2900～前1600年）最早發現于山東章丘龍山鎮城子崖，是仰韶文化的繼續，分布在今山東全境、河南大部、陜西南部與山西西南一帶。與仰韶文化的住房相比較，這時有相當多房屋的面積有所縮小。但這時的某些聚落已擴大為城市。建筑除半地穴外，還出現了地面房屋。建筑的室內地面與墻面涂以白粉，個別建筑的下面還使用了夯土臺基。這種夯土技術的擴大使用，表現為城子崖的古城圍垣。

就黃河地區而言，仰韶文化中期和龍山文化中晚期，是文化輝煌發展的最高階段。

２．長江中、下游新石器文化遺址

長江中游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有首見于湖北京山縣的屈家嶺文化、湖北天門縣的石家河文化。其時代約處于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之間，分布范圍大抵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及河南西南。建筑已大多為平面方形或長方之地面房屋，并有套間及長達三十間的連屋，結構用草泥垛墻及木柱梁。值得注意的是，還發現大規模的聚落與密集聚落群，以及最大占地面積達一平方公里之古城多座，這些古城大多已有夯土城墻、護城河及水門。

長江下游則以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前4000年）及同時的嘉興馬家浜文化、余杭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200年）為代表。它們分布在杭州灣、舟山群島及太湖沿岸一帶，其特點是使用了有異于中原的干闌式建筑。這種下部架空的結構，適合于炎熱潮濕和多蟲蛇蚊蚋的江南水鄉，其淵源可能來自遠古的“構木為巢”的巢居形式。此外，余杭瑤山遺址的夯土祭壇，也是十分重要的發現。

３．內蒙古大青山及遼西地區新石器文化遺址

分布在今內蒙古東南、遼寧西部、河北北部及吉林西北一帶的紅山文化（公元前3500年前后），首先發現于內蒙古赤峰市紅山后遺址，具有與前述諸新石器文化的不同特點。以包頭市東的阿善遺址為例，其居住房屋的外墻及聚落圍垣均用石砌，其西側臺地上另有由塊石堆砌之祭壇。而遼寧牛河梁遺址更發現了“女神廟”及泥塑神像殘跡。

當時人們的生產工具還很落后，勞動的技能和知識也都尚在啟蒙階段，但通過長期艱巨的努力，還是創造了許多新的建筑形式和內容。其建筑成就具體表現在：

第一，古人以自己的智慧和勞動，創造了聚落、居住建筑、陶窯、祭壇等多種前所未有的建筑形式，為后代建筑的發展奠定了最早和最基本的基礎。

第二，在結構上，窯洞、木梁架和干闌三種類型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與發展，基本確立了以后幾千年中國傳統建筑的土木結構形式，特別是木梁架式樣，更成為中國建筑結構中的主流。其構造也從綁扎發展到榫卯。

第三， 聚落選址時注意近水、向陽、不受旱澇、易于防御，還注意把聚落分為居住區、生產區和墓地。這些經驗，是通過長期實踐取得的，對日后各種村鎮的建設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四，施用于筑墻垣、壇臺、屋基的夯土技術，對后代建筑影響至大。而土坯磚、木骨泥墻、燒烤地面、白灰面及室外散水等建筑材料與技術的應用，不但大大改善了當時建筑的使用及人們的生活條件，而且還為后世長期所沿襲。

第五，審美觀念亦已反映到建筑中。例如室內墻面涂以白灰，不但增加了亮度，也增加了美觀。牛河梁女神廟遺址中的彩繪泥片，更表明了多種色彩和圖案的裝飾已不限于陶器，而是擴大到建筑中了。

第六，環繞向心、中軸對稱、主次分明等建筑布局原則及若干基本幾何形體的應用，已大量應用于或體現在聚落、祭壇和居住建筑之中。

  夏、商、周三代的城邑

據文獻記載，夏代統治的四百年間，都城曾多次遷徙，如陽城、陽翟、斟、帝丘、原、老丘、西河……等，但是這些遺址現均無從追索。公元1975年在河南登封告成鎮王城崗，發現毗連方形小城（每邊長度約100米）二座，其大部夯土城墻尚可辨析。在城內夯土殘基中，有數處埋葬二至七人之奠基坑，還出土了陶器及少量銅器碎片。經碳14檢測，此城建造時間距今4000±65年，相當夏代早期。有學者認為此遺址即夏代始帝禹的都邑——陽城。公元1979年在河南淮陽平糧臺，亦發現相當于夏初（測定為4130±100年）之古城。該城平面方形，每邊長185米，方位北偏東六度。夯土城墻殘高3.5米，基寬13米。城內有房基十余處，部分建于土臺之上，部分建于平地。屋墻已普遍使用土坯磚，磚的形狀有長方形、方形及三角形多種，墻外表有的涂抹草泥。城內又發現由輪制之陶水管多節及冶煉后之銅渣。

商代諸王亦多次遷都，已知者有西亳、傲、相、耿、邢、奄、殷等。現經發掘者有河南洛陽偃師縣尸鄉溝商城，該城北依邙山，南臨洛水，建在洛水北岸稍稍隆起的高地上。其平面大體呈南北長之矩形，面積約190萬平方米。南垣已為洛河沖毀，城內探出有城門七處。門道兩側遺有木柱洞，道下溝底鋪鱗狀石片，系城之排水溝。城內南端有周以圍墻的集中夯土臺，估計為宮室所在。再據文獻《尚書·序》說“湯始居亳”、《帝王世紀》說“蒙為北亳”、“谷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及地望，此城很可能是一世成湯所居的西亳。晚商時盤庚遷都于殷（今河南安陽西北）。該遺址東西廣6公里，南北長4公里，迄今尚未發現城墻。其宮殿位于洹水河曲之南岸，環以手工業區及民居。王室、貴族的墓葬則集中于洹水之北岸。

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商城遺址平面示意圖。小城為早商時期，大城為晚商時期

二里頭商城遺址內底部鋪墊了石塊的排水溝

二里頭早期商城4號宮殿遺址

南安陽洹水南岸殷商都城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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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諸侯城可以湖北黃陂縣盤龍城為例。該城位于盤龍湖畔高地，平面呈菱形，城垣周長1100米，面積65400平方米。宮室位于城內東北高地上，民居、手工業區及墓葬均在城外。該城建造約在商代中期。

西周初期的都城豐、鎬均位于今日陜西西安西北，早毀于西周末犬戎入侵之際。而地處河南洛陽的王城雒邑，建于武王立國之初，是為西周之東都，史稱“成周”。及東周平王東遷，乃正式奠都于此。后因年久廢棄，漢代又建河南縣城于其上，原貌遂湮沒難尋。但據《逸周書·作雒解》記載：成周“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可見成周的范圍不小。經多次考古發掘，在上述漢城外發現規模更大的東周城遺址。城內偏南有施圍垣之大夯土臺基，出土了大量板瓦、筒瓦和陶水管，以及多種形式的饕餮紋、云雷紋瓦當，當系周王宮殿與宗廟所在。城北為面積甚大之窯場及骨器、石器作坊。

關于周代都城的確切情況，目前尚難了解。據《周禮·考工記》所載之周王城：“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背市。”表明該城平面系對稱布局之正方形，由通過城門可容九車并行的縱橫道路，將王城劃為相等的九區。宮殿居中，宮前左置祖廟，右建社稷。周王面南臨朝而背北為市肆。上述布局反映了“王者居中”、“為數崇九”等王權思想和嚴謹對稱的規劃原則，對后世封建王朝帝都建設的影響極大。

《三禮圖》中的周王城圖，反映了“王者居中”和嚴謹對稱的規劃原則

建于周初之曲阜（今山東曲阜），為魯國諸侯都城。平面大體呈矩形，面積約10平方公里。其外垣始筑于西周，有城門十一處，門道寬7～15米，門外兩側建突出墩臺。宮室在城中偏東北處，有大型夯土臺基多處。手工業作坊位于城內北部及中部，其間散布民居。已發現城內大道十條，以自宮室南通向南墻東門，并延向門外之舞雩臺者為主要之干道。

齊都臨淄（今山東臨淄）建于西周夷王元年（公元前887年），平面為不規則之矩形，由大小二城組成。大城面積約17平方公里，已探出對外城門七處及城內道路七條，城內主要分布手工業作坊及民居。小城在大城西南隅，面積約3平方公里，有城門五。城西北隅有大面積夯土臺，俗稱“桓公臺”，當系齊侯宮室所在。二城內均發現設計與鋪筑良好的石砌下水道，最長者2800米，寬3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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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商、周三代建筑概況

夏代建筑的遺跡極少，目前尚無完整的發現。繼夏的商代則有較多的遺跡顯露出來，已發現的商代城市有王都（河南洛陽及鄭州商城、安陽殷墟）及諸侯城（湖北黃陂盤龍城）。

宮室以晚商安陽的殷墟為典型，已沿中軸順序排列祭祀、朝廷與后宮三群建筑。位于武官村一帶的王室墓葬規模宏大，由墓道、墓穴、二層臺、腰坑等組成，墓中除有殉人、車馬及多種動物外，附近另有大量供祭祀之殺殉坑。有的墓上發現建有祭祀建筑。一般居住建筑大多為地面房屋，半穴居甚少。條狀及多室建筑已相當普遍。根據文獻記載，商代已有皇家苑囿。

由文獻記載及考古發掘的周代城市，除王都豐、鎬、雒邑以外，大小諸侯城（如齊國的臨淄、魯國的曲阜、燕國的下都、楚國的郢都、趙國的邯鄲等）為數甚多，其規模與平面布局極不一致，但“內城外郭”之制已很明顯。在《周禮》中對王城及諸侯城之面積大小、垣闕高低、道途寬窄……已有若干簡單記載，由于各遺址屢經改建與破壞，已無從予以證實。這時出現的筑城高潮，與諸侯之間長期殘酷的兼并戰爭有直接關系。此外，為了防御和擴大邊界，還沿邊界或險阻構筑邊城，秦、燕、楚、齊諸侯國邊城遺跡仍清晰可見。以后又發展為針對外族匈奴入侵的長城防御系統。統治階級的淫奢享受，大大推動了宮殿、離宮、苑囿的建設。

留存于山東的齊國邊界城墻，修筑于公元前5世紀

由于當時未解決木石材料的多層結構問題，因此上述建筑大多建造在高大的土臺上，這就是后來所謂的“高臺建筑”。

統治階級墓葬的地下部分，仍保留著商以來的固有形式。但某些戰國的貴族墓上，已建有高大的土丘和祭祀建筑。在建筑材料用于構造和裝飾方面，已制作并使用了覆蓋屋面的陶瓦、鋪砌地表的陶磚，以及少量的金屬（銅）構件。這是建筑中的重大進步。

  夏、商、周三代建筑技術與建筑藝術的成就

這一時期的建筑技術與建筑藝術成就是基礎性的，其影響極為深遠。主要有以下七個方面：

１．在建筑設計中，特別是皇家建筑，已有了事先踏勘地形和規劃布置。周武王建雒邑，即命周公旦赴當地“相土嘗水”。另如秦雍城之宮殿、壇廟，以及商、周之貴族墓葬，顯然都是經過規劃才施工的。而在商代藁城臺西民居墻內發現的白云母及石英劃出的直線，以及戰國中山國王墓內出土的銅版《兆域圖》，也都具體說明了這個問題。

２．就使用功能而言，到周代為止，宮殿、壇廟、陵墓、官署、監獄、作坊、民居……等建筑均已出現。也就是說，作為中國傳統建筑最主要的內涵都已經具備了。

３．自原始社會就已大量使用的土木結構，到夏、商、周時期，這種方法得到進一步發展。以木柱梁為房屋結構的形式已經成為當時建筑的（特別是統治階級的）主流，柱網亦逐漸趨于整齊，又出現了斗拱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重要建筑結構構件。雖然實物無存，但間接表現在西周初期青銅器令  和戰國中山國王陵出土之銅架中，木構件也更加精確多樣。夯土廣泛用于筑城、大面積廣庭和建筑臺基，技術又有了提高，特別是高臺建筑的出現，是與夯土分不開的。

４．陶制地磚、屋瓦、水管和井圈，鉸葉等的使用，是建筑技術上一個重大進步，不但發掘了新的建筑材料，改進了建筑構造，延長了使用時間，還改善和美化了人們的生活。在陵墓中使用白膠泥和積沙的方式以防水、防盜，也應說是相當成功的措施。

陜西鳳翔秦故雍城的金   ，這是一種金屬建筑構件

５．等級制度已越來越多地反映到建筑中來，商代墓葬制式即是一例。到周代封建制度更加謹嚴，例如對各級城市的面積、城闕高度、道路寬窄……均有明確規定。在使用色彩上亦有區別，如柱子的顏色，規定：“天子丹，諸侯黝，大夫蒼，士  。”

６．衡量建筑尺度的標準也逐漸規格化。如周代對道路的寬窄以“軌”度之，城墻高寬以“仞”、“雉”、“尋”度之，一般建筑用“丈”、“尺”、“寸”度之，室內面積則稱之以“筵”，筵即席也。

７．建筑外觀總的比較低平，這是因為當時尚未能解決高層結構問題。但后來出現了高臺建筑，使建筑外觀有了很大變化。已知當時建筑的屋蓋形式有四坡（即“四阿”）、攢尖、兩坡等多種。色彩方面，除柱按等級著色外，又有墻面刷白、地面涂黑的做法。

建筑構件的外形也常予以裝飾，如燕下都出土“山”字形欄干磚、虎頭形出水管等。在裝飾構圖方面，如同心圓、卷葉、饕餮、龍鳳、云山、重環等紋樣，常見于瓦當及空心磚上。而鑄于銅器、漆器上的紋樣就更加精美，如三角形、波形、渦形等，其中若干亦已用于建筑本身的裝飾。

戰國時期的部分裝飾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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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代早期的宮室

河南洛陽二里頭發現的夏代早期宮室遺址，系由數組周以回廊的庭院組成。其主要殿堂置于廣庭中部，下承夯土臺基。臺基平整，高出當時地面約0.8米，邊緣呈緩坡狀，斜面上有堅硬的石灰石或路土面。而殿堂位于臺基中部偏北，東西長30.4米，南北深11.4米，以卵石加固基址。建筑結構為木柱梁式，南北兩面各有柱洞九個，東西兩面各有柱洞四個，但柱網尚不甚整齊。壁體為木骨抹泥墻，屋面則覆以樹枝茅草。以上做法均符合文史中夏代建筑采用“茅茨土階”的記載。值得注意的是，主體建筑面闊為等跨的八開間，回廊已出現復廊形式。前者表明偶數開間的使用包涵著某種宗法禮制的內容，而后者表明這種復合形式的淵源定將更為久遠。

宮殿基址群發掘現場

周王宮殿的實例至今尚無發現。依《考工記》所述，宮殿布局前為宗廟、社稷，中為朝廷，寢宮當在其后，其排列與殷墟頗為一致。而古文獻中又稱周代宮殿系依“三朝五門”之制。所謂“三朝”，為大朝、常朝、日朝，分別用以處理特殊政務、重大政務或日常政務。“五門”為皋門、路門、應門、庫門、雉門，但位置與名稱各家說法不一。

依陜西鳳翔秦故雍城宮殿遺址，有沿南北軸作對稱排列之五重庭院，其外周以宮墻，是最接近于上述“三朝五門”的建筑實例。

  三代的離宮、苑囿

周朝初年，文王建靈沼、靈臺，但不禁民眾入內漁獵，基本仍屬自然性質，僅人為稍加改建。西周末至春秋，各國諸侯勢力日強，大建宮室樓臺，競相引為時尚。如吳王夫差“筑姑蘇臺（今江蘇蘇州姑蘇山），三年乃成，周旋曲詰，橫亙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上別立春宵宮，作長夜之飲”（見《述異記》）。其他知名者如楚之章華臺、豫章臺，秦之章臺，齊之瑯琊臺等，皆屢見于記載。由上可見，高臺建筑不僅見于正規宮殿，而離宮別苑往往亦以此為名。   多彩的民居“大房子”——首領居住及舉行公共活動之處

就其位置居中及面積較大的特點，應是當時氏族首領居住及舉行公共活動之處。它為平面方形（10.5米×10.8米），入口在東，面對中央廣場。室內置四柱，柱間有火塘。西側柱與矮墻間分隔為三小室，為已知有此項措施之最早實例。父系社會晚期的“大房子”則可在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找到，該建筑亦位于聚落中部，平面呈梯形（前墻長16.7米，后墻15.2米，左墻7.84米，右墻8.36米），面積約130平方米。建筑縱軸為北偏東30度。前列三門，中門有凸出門斗。室內中部有大火塘，并發現有后室及側室遺跡。

  新石器時期居住建筑： 窯洞——最早的建筑形式

所謂窯洞是沿土壁掘出與地面平行之洞穴，又稱橫穴。它與天然洞穴頗為相似，可能是古人最早創造的建筑形式，現存實例可見寧夏海原縣菜園村遺址。但它的時代較晚，約在仰韶晚期，即公元前2600～前2200年期間。其中一處遺址包括室外場地、門道、門洞及居室四部分。居室平面呈梨形，面積約16平方米。門東向，室內中央有一灶坑。室頂作弧度較平之穹窿狀。   新石器時期居住建筑： 半穴居——深約1米淺坑

在地面掘出深約1米的方形或圓形淺坑，坑內一般用二至四根立柱承托屋架，其結合用綁扎法。屋頂覆以樹枝及茅草（有的表面再涂泥），下部直達地面。入口為附有門檻之斜坡門道，門道上建兩坡屋頂，例見河南陜縣廟底溝遺址。一般于室內中央稍前置火塘，建筑面積約在10平方米左右。實例最早見于河南新鄭裴李崗文化及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晚期。

半坡村原始社會大方型房屋復原圖

  新石器時期居住建筑： 地面建筑——室內室外地面平齊
其室內居住面與地面平齊或稍高于室外地面，這種情況至少在仰韶中期即已出現。平面有圓形、矩形及多室型，不過后者出現較前二者稍晚。在結構方面，木柱梁已成為主流，夯土及土坯亦已開始萌芽。建筑形式則有屋蓋直達地面的穹窿式與由墻壁和屋蓋組合的“正規”建筑兩種。   新石器時期居住建筑： 干闌式——木樁木板木柱梁

用于水網地帶及熱濕丘陵地區，例見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建筑平面為多室組成之矩形長屋，通面闊約30米，通進深7米（包括寬1.3米之邊廊）。建造時先在土中打入木樁，樁上鋪厚木板，板上再建房屋，使之架空，以防潮避水和抵御獸害。建筑結構之木柱梁均以榫卯連接，廊間施直欞勾闌。這些都是中國最早發現的木作實例。

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遺址的木構榫卯

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遺址出土的葦編殘片，用于干闌式建筑鋪墊地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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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建筑

新石器時期祭禮建筑：包頭市莎木佳村西南之紅山文化祭壇遺址

該遺址全長14米，形成三個小丘，以對稱布局形式自西南延向東北。南丘為圓形石塊，高0.8米，直徑1.5米；中間為方壇，高度相若，面積為3.8米×3米；最北為二重方壇，高1.2米，下層面積7.4米×7.4米，上層面積3.3米×3.3米。各壇相距1米，均由巨石砌成。

  新石器時期祭禮建筑：內蒙古包頭市阿善遺址原始祭壇
此祭壇由南北軸線對稱布置之十八堆圓錐形石塊組成，全長51米。南端石堆最大，直徑8.8米，殘高2.1米。北端石堆最小，直徑1.1米，高0.2米。中間十六堆直徑1.4～1.6米，高0.35～0.55米，各石堆間距0.8～1米。此組石堆外有石墻三道，內側平面呈“U”形，較為完整。另二道僅余西南方向之殘余各一小段。   

新石器時期祭禮建筑：浙江余杭瑤山良渚文化祭壇遺址

該遺址共分三層，最內為夯筑之紅土臺，南北長約7.7米，東西寬約6米。外以灰土筑圍溝，深0.65～0.85米，寬1.7～2.1米。溝之西、北、南三面又以黃褐色土筑土臺，其寬分別為5.7米、3.1米、4米，臺面鋪礫石。其西、北再以礫石建石墻。壇上列有南、北二行墓葬共十二座。依遺物判斷，墓主可能是祭師。

浙江余杭瑤山良渚文化祭壇遺址

  新石器時期祭禮建筑：遼寧凌源牛河梁女神廟遺址

此遺址亦屬紅山文化。廟址為深0.8～1.2米之半穴式樣，平面似“土”字形，方位北偏西，縱長22米，最大處橫寬8米，由一個多室建筑和一個單室建筑組成。前者在北，后者在南。就其平面而言，多室建筑有中心主室和旁室，旁室呈中軸線左右對稱。就其建筑技術而言，墻體使用木架草筋，內外敷泥，拍實壓光，看來當屬神廟的殿堂。經發掘，從遺址中出土了泥塑女神頭像及軀干、上肢殘段。出土泥塊上繪有赭紅交錯、黃白相間之三角紋、勾連紋圖案。

牛河梁女神廟遺址出土的泥塑女神頭像

牛河梁女神廟遺址出土的泥塑女神殘肢

遼寧凌源牛河梁女神廟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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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墓工程

夏、商、周三代之墓葬

夏代帝王墓尚無發現，據記載為“不封不樹”。禹出巡道死，即葬會稽，因山為陵。

商代帝王墓可以殷墟大墓為代表，墓坑平面皆為矩形，中掘出二層臺，墓穴有腰坑，內葬犬一頭。大墓有四墓道，次者為二墓道或一墓道，亦有不建墓道者（如武丁帝妃婦好墓）。殉葬的近侍置于一層臺上或墓道中，墓外另有殉葬之牲、車馬坑，以及大量的奴隸殺殉坑。墓上不起墳，但有的墓（如婦好墓）上已建有面積不大的祭祀建筑。

周代帝王大墓形制基本同上，但諸侯亦有用四墓道者。大概自春秋起，墓上已逐漸累土為墳。建于戰國晚期之河北平山縣中山國王墓，其王與后、妃三陵并列，上構高大夯土臺，臺上建祭祀建筑。該墓中出土一塊名為《兆域圖》的銅板，上刻劃有陵墻、土丘、祭室及附屬建筑之名稱及尺寸，是我國發現最早的建筑設計圖。陜西鳳翔秦國貴族之墓地雖建于戰國，但仍未起墳，然于外圍掘溝環繞。已發現的周代大墓均采用土壙木槨形式，墓室用井干式大木堆砌。

河北平山戰國晚期中山國王墓出土的《兆域圖》，鑲刻在銅版上

《兆域圖》的摹寫圖

在距中原較遠地區，墓葬形式常依當地的習俗而定，如江南（今江蘇南部）曾流行墩墓。所謂墩墓，是在地面鋪墊石塊或砌小型石室以置死者，然后平地堆土起墳。它的出現或許與當地地下水位甚高有關。而福建、江西、湖南、貴州多山崖之地區，則使用將木棺高置于崖穴的懸棺葬。云南少數民族則有用石板砌為棺具的。總的來說，這些墓的數量不多，也不是當時墓葬的主流。

在葬制方面，等級制度在周代特別突出，除前述之墓道外，墓內棺槨亦有規定，即“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隨葬的禮器為，天子、國君九鼎，卿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實際發掘資料表明并不完全按此規定，有的有所增減。一種可能是死者受到特殊禮遇，另一種可能是在“禮崩樂壞”情況下的僭越。至于普通百姓則屬底層，有的掘穴而埋，有的連墓壙也沒有，常在灰坑或灰層中發現他們的尸骨。

新石器時期墓葬建筑

早在舊石器晚期，古人以天然巖穴為居時，就有將死者集中于洞后掩葬的習俗，如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頂洞遺址。就已知的新石器時期母系社會遺址而言，氏族成人死者多集中埋葬于聚落外的墓地。采用簡單的矩形平面坑墓穴，無葬具，僅有少量隨葬的生活用具及裝飾品。兒童遺體多盛以陶甕，埋葬在聚落住所的近旁，例見西安半坡仰韶遺址。

1987年在河南濮陽西水坡村發現一處仰韶晚期墓葬。墓主為壯年男性，除以三人（已知男女和少年各一）殉葬外，墓主左側（西）有以貝殼擺砌之虎形圖案，右側（東）亦有貝殼擺砌的龍形圖案，都是背靠墓主頭朝下。是為“東蒼龍、西白虎”之最早發現，且龍、虎形象更接近后世，當系父系社會統治人物權力表現之象征。

河南濮陽西水坡村仰韶文化晚期墓葬。墓主身旁有貝殼擺砌之虎形、龍形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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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代的建筑

秦、漢建筑成就

一、秦王朝歷史雖然短促，但在建筑上留下的彪彰業績，卻是千載以后仍為世人所仰嘆的。阿房宮、驪山陵、萬里長城，以及通行全國的馳道和遠達塞外的直道，工程浩大宏偉，予后世建筑的發展帶來了巨大影響；漢代興建的長安城、未央宮、建章宮、上林苑和諸多的禮制建筑，也都是十分宏偉壯麗的。這些大規模工程，在施工的組織和實施方面，必定十分復雜艱巨，然而又都能得到順利解決，古人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經驗，就是在今天也是十分令人折服的。

二、中國的木框架建筑，特別是以抬梁式為主流的結構形式，到秦、漢時期已經更加成熟并產生了重大的突破。首先是在大跨度梁架方面，秦咸陽離宮一號宮殿主廳的斜梁水平跨度已達10米。可以想象，雄偉的阿房宮前殿的主梁，一定不會小于這個跨距。而千年后另一宏大建筑——唐長安大明宮含元殿的主梁，亦未超過這一限度。這表明至少在秦代，對木結構梁架的研究和使用，就已達到了極高的水平。高層建筑的木結構問題，到漢代也得到了解決（雖然西漢武帝時所建的井干樓結構是用大木套疊的井干）。抬梁式木構施于高層建筑的形象，可見于畫像磚及陶樓建筑明器，其柱、梁、枋、斗拱的結構與組合形式已很清晰。因此可以斷言，這類建筑的出現，不應遲于東漢中期。它們的產生和運用，使得中國建筑又有了新的突破，名噪一時的“高臺建筑”退出歷史舞臺不是沒有原因的。

三、陶質磚、瓦及管道的使用，到秦、漢時亦有了新的發展。陶磚不但用于鋪砌室內地面，而且用作踏道，在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中，還被用于貼砌墻的內表面。磚瓦的表面上，還要模印成紋樣。漢代則大量用磚于地下工程，例如西漢長安城的下水道，以及許多空心磚墓和磚券墓的地下結構。它們是否也曾用于地面建筑，目前未見實物。但從少量陶樓明器中看到墻面有劃為縱橫磚縫的表示，而且至少還有兩例陶樓下部已施用半圓拱券。此外，前述畫像石中多次表現之弧狀拱橋的形象，應非當時人所臆造。在某些畫像磚和畫像石中的建筑臺基，似乎也是以條磚包砌其外表面的。若干建筑的正脊，亦有類似的磚砌現象。

漢代建筑用的瓦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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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傳統的建筑結構方式是柱梁或墻梁式，但從西漢初已開始使用正規的拱券結構了。這時以筒拱為主要結構形式，大量用于下水道及墓葬。為了加強拱券的承載力，使用刀形或楔形磚加“樅”，疊用多層拱券，及在券上澆注石灰漿等措施。到東漢時才出現覆蓋于方形或矩形平面上的穹窿。

五、在墓葬中大量使用畫像磚和畫像石，以代替容易朽壞的傳統壁畫與木雕。這些刻畫在門楣、柱、墻、門扉等表面的形象，通過神話傳說、歷史故事、墓主事跡、裝飾圖案等，表現了生者對神鬼的崇敬，對死者的懷念和對未來的憧憬，內容極為豐富多彩。在雕刻手法上，既有線刻，也有淺浮雕和深浮雕，甚至還有圓體的透刻。大概是為了造成似壁畫的多彩效果，在某些畫像磚和畫像石上還涂上了紅、綠、黑、黃、紫等各種顏色。這些都使我們得以更加形象地看到了當時世俗生活和社會思想的一個反映面，以及傳統雕刻藝術所達到的藝術水平。此外，畫像磚、畫像石除了表現自身的藝術風格，還和其他墓中建筑構件如柱、梁、斗拱上的藝術處理（浮刻、圓雕、壁畫等）相配合，達到了和諧的統一，如山東沂南和安丘石墓及洛陽空心磚墓中所示。

河南洛陽澗河西岸東漢磚墓中的浮雕立柱和透雕門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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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畫也是出現在漢墓中的重要藝術表現之一，如內蒙古和林格爾東漢墓，不但表現了墓主身居高位的顯赫，更重要的是使我們部分了解到當時城市、官署、道橋等許多建筑的情況。河北安平縣逯家莊漢墓壁畫，則使人們看到一座大型塢堡內部的稠密建筑、庭院及高大塔樓的形象。至于反映田園勞動、射獵、出行、宴飲等內容的壁畫就更多了。

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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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棧道

棧道又稱閣道，就使用情況而言，有下列兩種情況：

一種是置于建筑之間的空中通道，如西漢長安城中，長樂宮、未央宮、建章宮與桂宮、北宮之間所建的閣道。有的文史資料中載及閣道架越城垣，即城內建筑和城外建筑之間在空中架閣道相通，由此可知，其下之支承架構的高度不會太低。此外，在甘肅武威雷臺出土的釉陶塢堡明器中，亦可見到此種閣道形象。不過宮殿之間的閣道系宮室建筑，離地較高，長度亦遠，故建有屋頂及兩側護壁，以避風雨日照。而塢堡閣道主要功能在于方便各碉樓之間的聯手防衛，故僅有兩側之勾闌而無頂蓋。

另一種是通行于懸崖峭壁之通道，如秦、漢時由關中越秦嶺至巴蜀的山道險途。其構造方式為先沿石壁開出寬1～2米石道，上橫鋪木梁木板。或在崖壁上橫向鑿孔（口寬10厘米×20厘米、深50厘米），以插入粗木梁（間距約2米），并下加斜撐。梁上再鋪厚木板，又于路之旁側加構鐵鏈或木欄。道寬約5～6米，可容車馬并行。其上部分亦可建以屋蓋。在棧道路面距谷底較近的情況下，梁下斜撐改用直柱支承。這種措施對結構有利，但山洪過大時，易將支柱摧毀。秦人修建的入蜀棧道至東漢末仍然保存并繼續使用，如自關中通往漢中之子午道，以及其西之褒斜道；通大散關之故道，以及自圍谷往儻光之駱谷道，均為商旅往來及軍事運輸的必經之途。除此以外，尚有漢武帝征四川時所開之棘道棧道及黃河三門峽的漕運棧道等，均屢見于文史。可惜此等棧道，多數在東漢末年及三國時毀于戰火。

橋梁

在漢畫像磚石及壁畫中，曾多次出現這類建筑的形象，再佐證以文獻，可知當時橋梁有多種式樣。

一為柱梁式橋。這種橋置木樁或石礅于水中，上架木梁或石梁，再鋪板成橋。它的形象又分為平直的與折線的兩種形式。前者橋面平直，一如四川畫像磚石中所示的長安渭河橋。其承橋之木樁排列成行且甚密集，橋面可容二車并行，橋側構水平之臥欞勾闌。文獻中提及的東漢洛陽跨谷水之陽渠石橋亦大體如是。折線式橋側面形狀如高度不大之梯形，橋自兩岸起向上斜起，至河中改為平直，其結構仍如前者。使用此種式樣可能有利于船舶自橋下通過。在某些畫面中，除橋上通行車馬，橋下有船外，橋之兩端各立表木一根，以告路人橋頭之所在。

二為拱式橋。拱式橋見于畫像石者有多例。橋拱表現為弧線形，這在交通上是比較合理的。漢代之拱橋，雖歷史文獻中全無線索，但畫像石上所刻圖像恐難出于虛構，惟有待日后發現實物予以證實。

漢代畫像磚上所表現的拱橋，上有車馬行人，下有船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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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閣

我國古代柱梁式木建筑之高層結構，大概在東漢中期已開始出現。雖實物不存，但自壁畫、畫像石及建筑明器等多方面的間接物證，可予說明。四川畫像磚及河南、河北諸地出土的陶樓，平面均為方形，層數自三至五層不等。甘肅等地塢堡明器中央的塔樓，也都大體如此，這大概就是當時的極限了。已見諸例，其樓體皆有顯著收分，樓層挑出平座，最上覆以單檐四坡屋頂。在局部形象上，各式出跳斗拱和斜撐，平座勾闌紋樣，各層窗扉欞格，屋脊起翹與裝飾等，都給了我們許多鮮明且具體的形象，并得以與現存的漢代建筑實物（如墓闕）相互印證。反之也說明，許多明器的形象是相當寫實與可靠的。

現知的漢代樓閣面積還不甚大，可能是因為當時高層建筑的大跨度問題未得到解決。即使如此，它在建筑上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特別是對佛教建筑中的佛塔中國化的影響較深。

甘肅武威出土的漢代陶樓明器

漢代陶塔樓明器 北京地區出土

漢代陶塔樓明器 河北阜城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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