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都市中低收入人群的住宅實踐，著名的樣本土樓公社今年獲得了阿迦汗建筑獎的提名。而兩年前，這個廣佛高速邊上的大型住宅投入使用，開始吞吐著南中國最大城市的打工者居住、生存的夢想。

“蛋居”

希望到春天的時候，“蛋”上能長滿青草，我能放心地住回去。

12月10日，“蛋居”的建造者戴海飛9點半還沒能趕到公司“蛋居”被搬走以后，他暫住在朋友家里，每天趕公車。

ldquo;這個周末準備去租房，”戴海飛說，打算把房租控制在800塊以內。這個價格在北京大概就是十來平米的空間。戴海飛希望能回到他的“蛋居”生活，12日在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他說，希望給蛋居找到合法的形式，可是“進展很慢，不知道該聯系哪個部門”。

戴海飛是典型的北漂青年，今年剛畢業參加工作。他老家在湖南邵陽鄉下，父親在建筑工地干活，母親在一家公司做清潔工，“以他們的工資水平，在北京買套房需要工作兩三百年”。在湖南讀完大學后，戴海飛來到北京的“標準營造”建筑設計公司工作。今年年初在深圳雙年展上，公司展示了一個設計項目，叫做“城市下的蛋”，即可以移動的蛋形小屋。戴海飛受到啟發，決定利用公司的設計概念給自己造一座房子。

在老家忙碌了一兩個月，戴海飛花了6400多塊錢買材料，建起一個蛋形的小屋。這個由竹條編織，有防雨膜，外面填塞麻袋作為保溫層的小屋，下面裝著小輪子，可以移動。小屋里僅可以放一張一米寬的床。小屋的保溫效果并不好，北京冬天寒冷，晚上只有三四攝氏度。

國慶后，戴海飛花了三千多元，把小屋從老家運到了位于北京海淀區成府路的公司大院里。這個立在草坪上的蛋居像一個巨大的雞蛋，以至于許多大院里的住戶以為是一個裝置藝術品，卻不知道每晚會有人在這里睡覺。

這個放置在公司大院草坪上的“蛋”，在戴海飛住了兩個月之后，因為他的一篇網絡日記被媒體發現。“蛋居”的故事不脛而走，戴海飛和他的蛋居一夜之間出名了。

隨著媒體和網友熱烈討論，城市管理部門和物業公司也發出提醒，未取得審批用于居住的“蛋居”顯然要被劃入“違章建筑”。12月6日戴海飛和同事將蛋居搬走，送進了公司倉庫。

戴海飛并不希望就此結束他的蛋居生活。“我住了兩個月，不用擠公車上下班，不用房租，還是很好的。”12月7日，戴海飛在豆瓣日記上發布了一條聲明。“我想為‘蛋’找個‘窩’，”他仍希望能找到一個合法形式保留蛋居，搬回里面住。

“蛋居”的設計者，“標準營造”建筑設計公司的合伙人張軻說，他們幾次給城管部門電話，希望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直到對方不愿再接他們的電話。“社會還是越來越進步的，我相信解決這個問題不是不可能，”戴海飛對南都記者說。

“蛋居”的設計者張軻說，他曾在2008年獲得南方都市報和南都周刊聯合主辦的首屆“中國建筑傳媒獎”的青年建筑師獎。那一屆“中國建筑傳媒獎”的主題就是關于“公民建筑”，張軻記得，他們當時曾討論的一個議題就是：建筑師能不能作為城市知識分子，來提出和思考一些問題。比如城市新一代流動人口和居住的關系問題。此后張軻和他的同伴開始有意識地進行這方面的設計。去年深圳雙年展他們推出“城市下的蛋”這個項目，打出的口號是“為流動人民服務”。“我們從一開始就有點調侃，但也是很嚴肅的”，“城市下的蛋”項目設想了小姐宅、小攤販宅、流學生宅、收破爛宅、背包客宅等一系列城市弱勢群體的棲身之所，這些設計都跟他們謀生方式結合在一起。比如，賣水果宅前面是個椅子可以坐著賣水果，后面就是一個可以睡覺的小房子。公廁宅，給看公廁的人設計一個閣樓，解決他們的居住問題。

在雙年展上張軻他們推出了兩個“蛋”，一個是小攤販蛋，另一個是K TV蛋，剛進城沒找到工作沒落腳點的年輕學生可以臨時住在里面看管，路過的人唱一首歌一塊錢，在雙年展上被大量人圍觀。張軻開玩笑說，如果收錢一天可以收二百塊。戴海飛的“蛋居”可以說是第三個蛋，張軻稱其為“經濟適用版”。

“如果能激起社會的討論，對高房價產生一些諷刺，我們已經很滿足了，”張軻說，他們是希望可以這種“蛋居”的生活可以真正實施。但這絕不僅僅是設計的問題，還有城市法規能否容納的問題。

作為居住，“蛋居”還有很多問題未解決，比如沒有上下水系統，沒有煤氣，沒有供暖。張軻說，他們的出發點是利用城市提供的方便的設施和系統。

就在戴海飛的小屋引發熱議的同時，在北京大鐘寺，一群年輕人剛剛拆掉他們設計的“九平米別墅”。因為沒有保溫系統設計，小屋無法應付北京寒冷的冬天。“九平米別墅”的建造者之一小馬，在某大學攻讀機械工程碩士二年級。他們在一個不到10平方米的集裝箱內，設計了伸縮自如的桌子和椅子，需要時才滑出來的床，并且利用一部觸摸屏智能手機開發了各種智能功能，包括遙控家具升降、移動控制、燈光控制等。在小馬看來，這個實驗以后完全可以在建筑里推廣實施，為那些買不起大房子、蝸居的人設計更好的生活空間。但個人建造他認為并不現實。

戴海飛說，希望到春天的時候“蛋”上能長滿青草，他還能放心地住回去。然而根據國家的有關規定，戴海飛的愿望顯然并不現實。一個合法的居住建筑，從獲得土地的使用權到獲得建筑審批，面臨重重關卡。一位豆瓣網友建議避開居住建筑的審批，以藝術設計品的名義申請，然而這無法回避戴海飛希望住在里面的事實。北京一家媒體的評論稱：從設計角度來說，蛋居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創意，但如果有一天蛋居真正遍布整個城市，恐怕不是那么美好的事。

在土樓公社的設計者劉曉都看來，蛋居并不具有現實價值，而劉曉都設計的土樓公舍，則是真正建成并投入使用的“蝸居夢”。

土樓公舍

一對夫妻，最少30平米，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們在城市中有尊嚴地生活。

2008年初夏，廣佛高速公路邊出現了一棟“土樓”。這消息在廣州“驢友”圈中不脛而走。但讓他們失望的是，這棟高6層、直徑達72米的e字形建筑僅僅是繼承了傳統福建土樓的外形，里面的一切都是現代的。這實際上是一個低收入住宅研究項目，承擔著為最多1860人提供基本居住空間的艱巨任務，它有一個貼切的名字&mdashmdashmdash; 土樓公舍。

龐石和女友葉華是第一批入住土樓公舍的住戶。2008年，龐石從華南農業大學畢業后便搬到了土樓公舍，靠開淘寶店營生。龐石現在還記得，當時由于畢業搬得匆忙，住進來太早了，土樓公舍很多基礎設施都還不完善。“那個時候樓梯間還沒來得及裝上燈，一到晚上就一片漆黑。”龐石說，但他們對整體環境還是非常滿意，e字形的整體布局在保證基本的通風和采光的同時，也提供了充足的活動空間，使人視野開闊。更重要的是，35平米的房子里空間被合理劃分，臥室、客廳、餐廳、獨立廚房、衛生間都清晰明了。“當時看了很多房，可以說這里是性價比最好的了，600塊錢想租到一個復式公寓在其他地方幾乎是不可能的。”葉華告訴南都記者。

讓龐石和葉華的心動的這些優點，同樣也吸引了其他人。建成后短短幾個月內，土樓公舍270間各式公寓便悉數租出，最便宜的宿舍式房間人均只要100塊一個月，高峰時甚至還有外國人住在里面。但大多數住戶還是像龐石和葉華一樣的大學畢業生或城市小白領，“剛搬進來的時候，這一層有七八個屋子住的都是我的同學，那時候就感覺是學校宿舍平移了過來。”龐石站在門口指著不同的房子說，但是最后，這些大學的同學因為工作或者其他原因都搬走了，現在就剩下他們一對。“第一批住進來的人現在還待在這里的幾乎沒有了，大多都搬走了，畢竟上班什么的都很不方便。”

劉曉都是土樓公舍的設計者之一，他所在的中國U RBA N U S都市實踐設計事務所(以下簡稱“都市實踐”)很早就開始關注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住宅問題，而劉曉都本人在美國邁阿密大學讀研之時便花了兩年時間投入到低收入住宅的研究之中。他與另兩位合伙人&mdashmdashmdash; 孟巖、王輝承擔了大部分土樓公舍的設計和試驗工作。建成兩年之后，再次談起自己這件作品，劉曉都還是顯得非常興奮，“這可以說是我們公司做得最好的作品之一，是我們積累了多年才做出來的東西，可以說相當成功了。”

雖然積累了多年，但是事情本身來得還是非常突然。2005年，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在考察完福建客家土樓之后，認為土樓可能是一種有效的低收入住宅模式。11月，王石在深圳約見了劉曉都和孟巖，探討了以客家傳統民居&mdashmdashmdash;土樓為原型做低收入住宅的可能。劉曉都和孟巖在拿到這個課題之后非常興奮，他對“土樓公舍是完成一個命題作文”的說法不以為然，“我們的研究不是從王石給出這個課題開始的。土樓實際上只是一個殼，我們把殼擺在這兒，然后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研究。”

劉曉都指的另一個角度，是都市實踐從成立之初便在關注的城中村生存模式。“你會發現，這些城中村均勻地散落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它解決了大量低收入人群的居所問題。”劉曉都說，為了真正了解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情況，他曾帶著助手跑到清潔工家實地拍照，結果發現他們是四對夫妻合租一個30平米的宿舍，使用公共廁所，沒有廚房。房子里面放著四張由單人床改裝成的雙人床，一對夫妻一拉簾就形成自己一個空間。“這是非常糟糕的狀態了，整個生活沒有私密性可言。”經過研究發現，30平米左右的居住單位可以基本滿足城市居住需要的基本功能，能讓人們有尊嚴地活著。

低收入人群愿意花多少錢在房租上，是城中村研究的另一個重要課題，“我們發現兩百塊是房租的上限。”劉曉都說，一個30平米的房子里住十個人，往往需要700元左右的租金，加上水電費、通勤費之類的一個月可能是2000元左右，平均下來每個人不到200元。

正是基于這兩點考慮，在設計土樓公舍的時候將30平米和月租700元設定為基本值。劉曉都告訴南都記者，“同樣是30平米的房子，我們提供了兩個2.2米寬的小臥室和一個開放式廚房、一個單獨的浴室，可以說條件比以前的要提升了十倍以上，至少可以給他們一個有尊嚴的生活。”

經過近六個月的方案設計和遴選，2006年5月，萬科同都市實踐正式簽約，土樓公舍進入實踐操作階段。

“整個操作階段都不是很順利”，劉曉都說，一方面，萬科的基層管理人員并沒有意識到這個工程的意義；更令人頭痛的是，土樓公舍的建設引起了選址小區其他業主的強烈不滿。

根據萬科和都市實踐的計劃，土樓公舍原本要建在深圳市有名的萬科第五園。那是萬科在深圳最為成熟的一個中式小區，交通便利，基礎設施完善。“那可以說是最理想的一個地方了，非常符合我們最初的設想。”劉曉都說，萬科深圳公司也給土樓公舍安排了一塊最理想的地，一進大門就可以看到，“沒想到，王石有一天新聞發布會一高興就把這個消息給說了。”一石激起千層浪，萬科要在第五園建一棟低收入群體住宅的消息一傳出就引起了軒然大波。不斷有第五園業主到萬科投訴，甚至有業主在網上發帖警告萬科，如果繼續在第五園建設土樓公舍，就等著第五園的房價貶值吧。“這實際上是一種非常自私的行為，也反映了當前中國階層分化的一些矛盾。”劉曉都說，迫于來自業主的壓力，以及考慮到第五園未來幾期的銷售，萬科不得已停止了土樓公舍在深圳的建造。

最終，萬科選擇了將土樓公舍移師廣州南海萬科四季花城。這一次，萬科建造時做得滴水不漏，沒有走漏半點風聲。2007年12月15日，土樓公舍主體施工完畢。2008年7月19日，土樓公舍迎來了它的第一批住戶。

萬匯樓

在開放后不久，它就被命名為“萬匯樓”，充滿了喜慶的氣氛。主要是一些大學畢業生和城市中下層人入住。

從廣州市中心朝金沙洲方向行車約四十分鐘便可到達四季花城，沿著四季花城公交車站后的一條小路走約十分鐘便能看到這幢土樓公舍，這里實際上已經是佛山的地界。在它的不遠處，廣佛高速川流不息，高速公路對面是一排排灰茫茫的低矮的廠房和由一棟棟奇形怪狀鑲著粉紅色瓷磚的握手房組成的城中村。在這種“丑陋”與規整漂亮的四季花城小區的夾縫里，土樓公舍有些尷尬地存在著。

“現在這棟房子是在一個角上，靠著廣佛高速，可以說是在一個最差的位置上。”劉曉都說，原先的設想是建在城市中心那些沒有商業價值或者由政府擁有的土地上，并不是說地理位置要非常好，但是至少要有方便的交通設施。最理想的狀態就是能夠建在不同的社區之間，從而實現不同社區之間的混合，而居住在土樓中的人能夠直接為各個社區服務，“城市就像人體一樣，是一個巨大的復雜機器，你如果把不同階層的人強行分開是要出大問題的。”為了更為有效地體現這種開放的態勢，劉曉都舍棄了傳統的圍墻，而是采用了一種半圓弧的開放模式，并在這里設置了商店、食堂等公共設施。現在這樣一個位置使得這一切都無法實現。

實際上，土樓公舍也不屬于四季花城。在四季花城和土樓公舍之間有一面高高的鐵柵欄，將兩者分割得清清楚楚。四季花城的一些業主也跟深圳萬科第五園的業主一樣，不信任這棟標榜“吸納”低收入群體的住宅。

四季花城的業主賈致說，在土樓公舍剛開放不久，就有一些四季花城的業主前往管理處投訴，土樓公舍的一些住戶占用了四季花城的公用設施。但是后來隨著四季花城門禁措施的不斷加強，非四季花城的業主便難以進來，這樣的抱怨也就越來越少。

而土樓公舍的自身管理也讓四季花城的鄰居感到放心。在開放后不久，它就被命名為“萬匯樓”，充滿了喜慶的氣氛。它并沒有真正如當初王石和都市實踐所設想的為“三保”人員提供基本住宅，主要是一些大學畢業生和一些城市中下層入住。在申請的時候，土樓公舍管理處也要求住戶要有固定的職業以及公司的收入證明等材料才允許入住。與此同時管理處也在土樓中貼出了各種各樣的勵志名言，營造出一種積極向上的氛圍。

作為土樓公舍的設計者，劉曉都對這個現狀是基本滿意的。但他認為，土樓公舍在起到建筑學意義的同時，應該還要有一定的社會意義，那就是能夠成為外來務工人員融入城市的過渡住宅。“我倒不覺得一個人一輩子都要住在土樓里面，它有點像以前的湖廣會所，是一個可以投奔的地方。”劉曉都說，土樓能為他們提供一種集體生活的模式，讓他們住在一起遠比把他們塞到地下室、強行讓他們和富人住在一起要有價值得多。在集體生活的模式下，他們能夠有效地互相交換信息，形成自己的社區，通過這樣一種柔和漸進的方式使他能摸到生活的門路，適應這個城市，然后順其自然地搬出去了。

但對家住土樓公舍二樓的周德福來說，劉曉都的這種想法顯得并不實際。他今年已經三十歲了，到廣州也已經有十年之久，目前在天河附近做銷售工作，早已過了融入城市的階段。兩年前從獵德城中村搬到土樓公舍，周德福沒想到廣州還有這么一個好地方，同獵德的城中村相比，不僅房租便宜許多，更為關鍵的是生活環境要好了很多倍，而且更加安全。作為代價，他每天必須在通勤上花去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如果十年前有高人指點，沒準我現在都有好幾套房了。”周德福對記者說，現在也經常去各大樓盤看房子，但就是買不起。像周德福這樣的情況在土樓公舍中大有人在，有的是孤軍奮斗，而更多的是拖家帶口。

理想和現實之間往往充滿了各種各樣光怪陸離的扭曲。

土樓公舍從2008年一開放就受到了熱烈的追捧，270個房間在短時間內就租賃一空。一個租客往往需要在網上排隊將近一個月才能等到空房位，有時候甚至還需要聘請一個土樓里的“眼線”刺探情報才能幸運入住。但至今為止，土樓公舍仍是孤例。

這與建筑本身并無關系。實際上，劉曉都在設計之初便將可復制性作為低收入住宅的指導方針之一，“做土樓的目的就是為了復制。它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對環境不挑剔，從而可以整樓重復。“你不能夠指望建筑來解決社會問題。”劉曉都說，建筑本身是中性的，它只是人營造的一個狀態，只有人去使用后才能給它意義，低收入群體住宅必須有人關注。

由土樓公舍引發的低收入人群的居住討論持續不斷，并不斷發酵。與此同時，廣州房價飛漲，四季花城的房價已經從4000元每平方米漲到了近萬元每平方米。土樓公舍對面那塊原本空曠的土地也開始有施工隊進駐，加班加點地在施工，巨大的噪音讓原本安靜的土樓公舍顯得有些躁動不安。土地上長滿房子之后，我們如何有尊嚴地居住，并活著？

(應采訪對象要求，龐石、葉華、周德福均為化名)

蝸居樣本

地下“蝸居”

2010年9月，在河南鄭州，64歲的退休礦工陳新年在自家為棚戶區的房子下面為妻女所挖的地下居室。他用了整整4年時間，目前已挖出50平方米的空間。在地下居室，他和老伴可以跳舞、唱歌，而且據陳新年說，他的設計能抵抗8級地震。陳新年計劃或將挖出三室一廳。街道辦認為“地下室”屬違法建筑，但對于如何界定，法律上沒有確切說法。陳新年夫妻倆稱，挖掘地下室的主要動因，是由于房價飛速高漲，早已超出了他們購買能力。“假如有錢買房，我們也不會這么干。”

集裝箱活動房

近兩年，在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集裝箱房屋。這種住人集裝箱以工地租用給工人居住為主，也有一些私人購買和租用的情況。住人集裝箱的最大優勢是價格便宜。3&time6米的集裝箱，出租價格是6元/天-8元/天不等，如果要購買，每個售價1萬元，可根據買家需求訂制。專家認為，開發“住人集裝箱”也許是未來解決低收入人群住房難問題的有效途徑。圖為深圳107國道轉機荷高速入口兩旁樹林里，收廢品阿姨的臨時集裝箱住處，她在此住了10多年年。

膠囊公寓

2010年4月，北京海淀區六郎莊，退休在家的熱能動力高級工程師黃日新老人，受日本“膠囊旅館”的啟發，開始自行設計、建造“膠囊公寓”并出租。每間房長2.4米、寬0 .72米。一張單人床，可上網、看電視。每間月租200至250元。在高房價。黃日新給“膠囊公寓”的定義是：給人提供最小的生存權和最有限的隱私權的小型建筑物。“走進一間房，迎面一張床，三面都是墻，抬頭鐵絲網。”是膠囊公寓的真實寫照。

廈門5平米

呂國華是廈門的一個普通白領，2007年7月13日，他突然發現：工作8年后，他的8萬積蓄，只夠在廈門島內買5平方米的房子。于是這個年輕人想到一個創意：建造屬于自己的5平方米“豪宅”。房子用鋼架結構，長2.5米、寬2米、高3.2米，墻是鋼化玻璃的。2007年10月“豪宅”竣工。該房子是一家位于廈門島外的海滄未來海岸小區的某購物中心所贈，房子就立在商場門口。10月1日，呂國華入住，他在這里住了7天后，10月8日，搬出這座房子，回廈門島內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