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師、空間藝術家。2007年起任教于中央美術學院建筑學院，2010年起成立范凌工作室(FANStudio)從事空間藝術和設計實踐，注重研究、分析和推演城市和社會政治文化問題并勇于挑戰預設的邊界條件。目前為哈佛大學設計學博士候選人。

　　建筑學是一個既古老又新鮮的學科，建筑師是一項既傳統又時尚的職業，只因人類從不曾停下對“詩意地棲居”愿望的實現。

　　早在公元前，維特魯威就完成了闡述古希臘和羅馬建筑經驗的著作《建筑十書》，這一現存最古老的建筑指導類書籍至今對于那些研究者依然很有吸引力。而在日新月異的每一天，結合或應用數字技術的建筑物也正成為研究者的當代史修編對象。但是在以創新捍衛名譽的各色項目中，雖然光怪陸離，縱使花樣迭出，這一學科的邊界也并未迎來本質的觸動，現代主義的地位難被影響。

　　一直以來，年輕的范凌在形而上與形而下兩個層面上思考如何消解或去除建筑學的邊界。這一立場從未曾改變，但是在不同階段的求學或工作情境中投射為不同的表現和傾向，而貫穿的思考本身作為成果就是——我們以樂觀和創新探索空間邊界。這一探索經歷了從具象到抽象化的過程，也意味著對建筑認識和消解的能力的提升。

　　探索空間邊界的嘗試

　　2007年起，范凌在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后開始在中央美術學院建筑學院授課，在這段時間組織展覽、著書或展開設計，在批判和后批判、策略、城市學、材料性等話語系統外為建筑界帶來了一些新鮮的思考機會。

　　現代主義在現實中對客觀、理性有強烈的認同和追求，而圖像價值被過度放大。范凌認為，“當圖像成為支配性的感覺媒介，它就會阻隔傳統的身體與物質空間的關系。”當對圖像的消費逐漸日常化后，圖像也逐漸成為人與客觀環境之間認知形成的主要途徑，假如圖像的二維特征吞噬了建筑可能的時間性和空間性，那人的自然性是否需要以叛逃現代性作為歷史策略來實現?“大量建筑媒體上的攝影作品和效果圖所反映的讀解、理解建筑本體的過程，并不是進入這個空間，而是欣賞這個空間的圖像的過程，讀者并不在了解建筑本身，而是在欣賞攝影師拍攝的空間角度或畫面。”去年，他的個展“胖平飄計劃”是一次有關對現代主義反思的展覽和討論。“沒有人不以現代主義作為參照系，如果我們認為現代主義的建筑是瘦的，骨架式的，空間化的，甚至落地的，那胖、平、飄是對現代主義之后的空間的一種概括表述，而這些描述反映的恰是與現代主義空間正好反向的原則。現代主義未曾消失，只是在當代，當有更多內容和信息介入后，人們產生了對空間認識的變化。”

　　“人們憑直覺觸摸一個沙發的織物面料，而通過閱讀照片只能感知到織物肌理的圖像，一些傳統的與空間發生關系的方式被遺忘。一方面，現代主義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傳統體驗方式也給予了其他機會。我在那個階段所思考的正是圖像和人們本能地與空間接觸的方式，圖像與圖像所阻隔的人與物質化空間接觸的能力之間的聯系。”還原是一個基本方式，范凌希望在反思創作者的主體性、研究創作理性與感性之間交際的基礎上挖掘認知現實的能力。在范凌的這次展覽中，胖、平、飄的概念被解釋為，“胖，不同身份的主體性如何成為某個客觀機器、工具或機制的組成部分?平，觀者的不同身份和主體性如何在理性系統和藝術表現之間成為中間性界面?飄，在習慣性關聯之外重新建立物質化的空間認知和介入空間的主體意識。”這也意味著建筑邊界的打開。

　　探索空間邊界的新嘗試

　　“關于不同學科跨學科的方式，無論是在學科之間，抑或是通過一個學科到達另一個學科，還是借助學科交叉，拓展學科邊界或專業之間有交集，都需要人類自出生就有的向前奔跑的愿望和動力。”在2011年后，范凌開始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2010年后，我越來越少涉及具體的設計工作，空間這個詞語對我的意味不再那么空間化，當然它也可能成為對空間的另一種辯解。”我們不能逃避空間，在這一新的階段，范凌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一個方向是空間本身的政治，另一個方向是對空間的物理性的探求——并不是材料意味的物理空間，而是更接近于對當代信息技術的利用。

　　對圖像的濫用并不僅反映在建筑雜志上，當電子產品成為主要的再現客體和觀念的媒介，并從平面化走向信息共享的時刻，對現實與虛擬的界定和認知就不單純僅局限于圖像志中了，轉移給定的客觀環境是必然需要的嗎?信息不僅歸屬于屏幕的內置，它也可以作為社會形態建構的新的有力動機和單元，并為建筑學邊界的拓展帶來松動的機會。“我的興趣在于思考通過信息技術如何增進對現實的認知，即智能本身如何增進你的實踐。”

　　在了解范凌構建未來的思考路徑的樣貌前，需要先了解他本人對歷史、創造和新等概念的認識。“沒有一段歷史可以被還原為真理，歷史都是不斷在推敲中基于不同的起點帶來不同的結果。我們之所以需要回顧歷史，就是因為有些事物和觀念已經存在，這些新事物的出現必然讓我們丟掉了過去的一些其他可能性，一個當代人在欣賞繪畫時產生共鳴也許并不是因為讀懂，而恰是因為對過去了解的缺失。”范凌提供了另一種讀取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方式。當歷史被看成不間斷地時時為新時，范凌認為所謂的未來并不僅是創新，而可能是對歷史遺忘重拾后的再次重組。這也正體現了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的：“最好不要把‘新’埋得太深，成為一種神秘的‘創造’，而更應該認為是一種自發和蓄意的‘遷移’”。

　　這一遷移說使設計被看成是一種狀態性的動詞。“當我們看待未來時，智慧城市只是城市發展的一種視角，在尋求通過一個儲存龐大信息的智慧大腦之外，智能手機可能將是一個重要的規劃工具。恰恰是技術的改變，為每一個人提供一個介質，才不需要在城市發展中每次都通過改變城市形態來改變城市關系。例如城市居民可以通過google(谷歌)的交通軟件了解所在城市的交通系統和狀況，它基于群體提供的信息，提供了再現的方式，同時群體作為信息的使用者，以這種方式在某一個角度上影響了每一個人行為的決策，解決了城市問題進而促成一個軟性的規劃。”

　　“這一方向慢慢消解了傳統建筑存在的狀態，而在此處所稱的傳統建筑并不指向那些不現代的具體建筑，而是指傳統建筑所構成的話語系統所作為的學科。我個人非常欽佩一些建筑師，例如卒姆托、賴特等，他們的建筑最終以墻、樓板和樓梯界定完成空間梳理。但我所做的將空間極度物質化的工作，并不是對具體材料的圈囿，而是將設計具體事件化和技能化，而這一方向并不存在于傳統建筑學邊界之內。”

　　有年長的專業人士指出，建筑的未來將交給那些對人性與數字技術有充分理解和認識，并能夠基于認識通過能力完成優秀設計的人。而對人性與技術關系的認識，在范凌于認知現實與再現現實的過程中對傳統物質性的消解中獲得了一些突破，而這一路徑本身也來自對設計這一概念、行為和邏輯的消解或遷移。

　　范凌不打算討好他人，“行走在邊界是我本能的選擇，也因為并沒有更多的選擇機會。年輕建筑師最大的敵人就是成熟度，成熟與否不是40歲以下建筑師的目標。有多少人真正關心年輕建筑師的思維，又有多少人真正關心建筑可能的未來。”奔跑不息，思考不止。